我是惟一一个觉得古怪的人吗？犯罪现场或至少是罪案开始的地点，同时又是审判的地方？

在开庭审理的每天早晨，略微有些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法院外面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就是在这个地方，乔卡哈哈瓦接到了假的传唤令。法院被穿着明显不合时宜的蓝哗叽制服、肤色黝黑的警察层层护卫着。巴洛克式的大楼被用绳子和锯木板拦着，以帮助警察拦住外面三分之二的本地人和三分之一的白人。不知是因为警察还是天热，肤色混杂的围观人群从未发生过任何冲突。他们不仅是被政治或纷争所吸引，还对这桩老式的通俗谋杀案很感兴趣。

旁听席上只有七十五个座位是提供给公众的。白人名门淑媛们的仆役每个晚上在法院外露宿以给他们的主人多省些买座位的钱；而那些海军军官的妻子们常常习惯于早起，所以她们总在一大早就带着小凳、三明治和热咖啡等在外面。此外，还有很多没有工作的当地人等着以每个二十五美元的价格把提前占到的座位卖给那些好奇而懒惰的人。

每天清晨，警笛的尖叫声总会惊飞榕树上那些栖息的小鸟，同时也引得那些好奇的围观者翘首向警笛传来的方向张望。浩浩荡荡的警方摩托车前后护卫着两辆黑色的汽车，在海军士兵们的严密护卫下，每两名被告同乘着一辆汽车从珍珠港方向开来。两名一等兵琼斯和罗德坐在同一辆车上，他们两个都十分矮小、健壮，身上的领带和西装使他们俩显得很不自在，像正在玩打扮游戏的小孩子。在穿着制服的警察的护卫下，琼斯和罗德嘴角叼着香烟，紧张地笑着从海军汽车中走下来，趾高气扬地进入法庭的大楼。汤米和那两名水手不同，西装和领带使他显得更加英俊，他默默地，神色悲戚地陪同着他高贵的岳母福斯特克夫人。福斯特克夫人始终穿着一套黑色的、品味不俗的套装，头上是一顶和衣服相称的宽边圆顶帽，她看上去始终相当地孤独疲倦。那尊像乔卡哈哈瓦的金色人像神情肃穆地将他们一行人放进高耸的法院。

每天清晨，每一个进去的人，无论是被告还是旁观者，无论是记者还是卡莱斯达伦本人。甚至于法官本人都必须接受警察的仔细检查以确保没有人带入任何武器，接着他们才能穿过毗邻审判室的大厅。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喧杂的记者办公室了。大厅里摆满了桌子、电话、打字机以及为从伦敦赶来的记者特设的电报装置。在穿过这间大厅之后，所有的这些人才能进入到审判室中。审判室是一间毫无特色的屋子，暗色的灰泥墙，暗色的旧椅，缓缓旋转的吊扇，这些无不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惟一能带来生气的是窗外的景色——从打开的窗子中可以看见绿色的棕榈和蓝天映衬下远处的青山，还有射进来的明媚阳光，当然还会传进来不同的交通噪音，同时带进来很多嗡嗡作响的蚊子。

在审判的全过程中，富裕的白人妇女们占据了总共七十五个公众席位的大部分，毕竟，这是一件极为轰动的社会要闻。虽然泰拉和伊莎贝尔不在她们其中，可是她俩绝不乏精神上的代言人。每天清晨，当四名被告鱼贯而入，坐在律师席后的座位上的时候，观众席上就会传出充满怜悯的悲叹声。每一次听到戏剧性的——在我看来是通俗闹剧式的——证词时，她们就像事先安排过似地同声流泪，同声叹息，同声屏息。她们这一做法从未引起过戴维斯法官的不满，他是一个戴着眼镜，中等体态，有无限耐心的新英格兰人。

不过，她们的表现总会招致原告律师约翰卡雷的怒目而视，有时他干脆出言加以制止。卡雷有着宽阔的肩膀，面色十分红润，光秃秃的头上只剩下了一圈修士式的红发。

卡雷看上去比达伦要年轻很多，只有四十岁左右。而且，当他与不断想法激怒他的被告律师针锋相对地相斗时，他就更不像是已经年过四十的人了。不仅如此，身着便装不过仍气宇轩昂的斯特林将军每天率领的海军代表团也并未使他显得有丝毫气馁。

在我的眼里，卡雷自信，几乎是自负，白色的热带装束更使他显得干净凌厉。他那双睿敏的蓝眼睛总是紧紧地盯着陪审员们。陪审员们是清一色的男性，包括六名白人（其中有一名丹麦人和一名德国人），一名葡萄牙人，两名中国人和三名夏威夷人。

“先生们，”卡雷的土音为他增添了几分威严“被告被指控犯有二级谋杀罪。”

说这句话的时候，卡雷只是向被告席轻轻摆了摆头，于是，二十四只陪审员的眼睛都齐刷刷地集中到了被告席上。背靠着记者席的栏杆，从左起依次是罗德、琼斯、汤米和福斯特克夫人。四个人全都直板板地坐着，目视着前方，对周围的情形连看都不看一眼。福斯特克夫人的举止就像一名面无表情的士兵一样，看起来和她的女婿以及两名同谋犯没有任何不同。

卡雷继续宣读着起诉状：“夏威夷州最高法院的大陪审团，格丽斯福斯特克，汤米迈西，艾迪罗德以及阿尔伯特琼斯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在火奴鲁鲁市中心携带着武器，即装着弹药的手枪”

达伦就坐在福斯特克夫人的旁边，他仍旧是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肥胖健硕的身躯随意地靠坐在木椅上，整个样